在抗击疫情和各种变革与尝试都在积极探索的大背景下，农商行（含农信社、农合行）——这个体量大、网点密、员工多、根脉深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面前，努力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之路。

近两年，这个体量庞大的金融体系，在抗击疫情、股份制改革、大零售转型、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攻坚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效、可圈可点，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显现出强大的改革魄力。

然而，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村中小银行所面临的激荡与艰辛，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刘小萃认为，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未解之题，留给了砥砺前行中的农商行。这些未解之题的破解路径，直接决定了未来农商行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刘小萃：省联社改革牵扯到农信社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可谓全国农信社系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没有“之一”。

2020年，本该是“省联社改革”的破题之年。然而，这场改革的复杂性与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在这一年交织叠加、相互影响，直接后果就是让这场本就命运多舛的改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悬而未决。

改革被再次按下“暂停键”，答案继续“击鼓传花”，2021年能否见分晓？悬在半空中的另一只靴子是否落地？尚不得而知。

2020年4月，中国银保监会向各省政府发出一份名为《深化农村信用改革实施意见》的重要文件，在这份关于省联社改革的文件中，金融控股公司、联合银行、联盟、金融服务公司、现有省联社模式等被确定为此轮省联社改革的五大模式，供各省政府和省级联社自行选择、自报方案。据了解，文件发出后，绝大部分省级联社先后递交了改革方案。但截至目前，这些方案并未得到批复。

目前关于省联社改革的最新官方消息，来自于2021年10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朝弟表示，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将按照坚守农信服务“三农”的初心，把提高农信系统整体发展能力作为改革的基础，把深化省联社改革与提高农信系统风险防控能力作为重点，按照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的原则，在充分考虑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差异性的同时，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金融支撑。他强调，“我们支持各省（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信社改革方案。目前绝大部分省份已经上报了深化农信社改革方案，我们想通过改革，能够切实让省联社成为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规范的现代化金融企业。”他透露，浙江省的改革方案近期将正式落地。

自2003年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以来，经过18年改革发展，农信社取得了显著改革成效，但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难以消除的现实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业内非常期待高层针对农信社改革，做出一个更科学完备的顶层设计。

因此，监管层应该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魄力去推动农信社改革。只有消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用科学有效的机制去真正释放他们的活力，引导合规发展，才能让农信社、农商行实现良性发展，进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刘小萃：早在2011年，“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就已经是监管层提出的重要工作目标。转眼十年，这期间先后有十多个省份公开了“农信社改制时间表”，大部分省份将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定在了2018年—2020年之间，其中又以“2018年底”居多。

然而，时至今日，全国仅有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青海8个省份的农信机构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在大部分省份，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推动困难，部分地区的改制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一些省份，农信社改制工作直接被命名为“农信社改制化险攻坚战”，或被称为“难啃的‘硬骨头’”，足以看出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近两年，受经济下行、互联网金融竞争和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农信社改制工作变得越发艰难。

农信社改制中存在诸多难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资本金缺口大、优质投资者少、核心监管指标难以达标、资产质量差、风险化解难度大和贷款结构不合格等。这还只是“硬”指标上的一系列问题。“软”实力方面，农信社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同样不可回避，比如法人治理不完善、内部人控制、员工结构老龄化、经营思想固化、合规意识较弱等。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广东模式”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到2020年，历经3年艰苦努力的“广东农信”64家农信社完成了改制工作，广东，也成为这一年中完成农信社改制的两个新增省份中的一个（另一个是青海省）。3年间“广东农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化解风险包袱超900亿元、补充资本超过150亿元，探索形成农信社改革中独具特色的“广东模式”，以“广东速度”为全国农信社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模式受到了监管层的高度肯定。

股份制改革，并不是农信社改革的唯一出路，然而要想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改制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却是农信社亟须解决的现实难题。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省份可以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工作，能有更多农信社可以摆脱困境、轻装上阵，向着现代银行稳步迈进。

刘小萃：近几年，农商行上市节奏加快，稳步前行，但进入2020年，农商行持续加速的上市步调突然慢了下来。到2020年末，农商行上市进程又出现回暖迹象。2020年11月26日，上海农商银行A股IPO顺利通过发审会，是2020年唯一一家过会的农商行。

2021年6月25日，瑞丰银行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浙江迎来首家上市农商银行。这也是时隔近两年后，农商行再次迎来上市良机。8月19日，上海农商银行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成为全国第10家登陆A股的农商银行。9月29日，东莞农商银行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4家H股上市的农商银行，第13家上市的农商银行。

据证监会最新披露的A股首发申请企业情况显示，目前仍有8家农商行在A股IPO候场，分别为：厦门农商银行、亳州药都农商银行、海安农商银行、昆山农商银行、大丰农商银行、马鞍山农商银行、南海农商银行和顺德农商银行，未来上市农商行大军仍有望持续扩军。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家农商行于A股成功上市，分别为上海农商银行、瑞丰银行、重庆农商银行、青岛农商银行、紫金农商银行、常熟农商银行、无锡农商银行、苏州农商银行、江阴农商银行和张家港农商银行。另有东莞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及九台农商银行已于H股上市，而重庆农商银行更是实现了A＋H股上市。

关于上市的利与弊，业内一直有存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农商行上市会增大盈利冲动，削弱支农支小支实意愿，农商行虽为商业银行，却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责，过度商业化会影响农商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和成效。

我个人认为，上市是农商银行商业化征程中的必经之路，只要全面商业化的改革方向不变，上市就会成为相当一部分农商银行的重要战略部署。农商行上市没有绝对的利与弊、错与对。是否上市还是要根据农商行所处的竞争环境、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现状、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顺势而为，因社制宜，不能一概而论。

下一步，农商行上市进程能否恢复到之前的速度？迈向现代银行的步伐能否加快？业内拭目以待。

刘小萃：10月27日，由乐山三江农商银行、五通桥农信联社、沙湾农信联社和金口河农信联社四家行社合并组建的乐山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8月13日，绵阳农商银行挂牌开业，这家农商行由绵阳涪城农信联社、游仙农信联社、安州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7月12日，黑龙江银保监局批准哈尔滨市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三家农信联社，合并组建哈尔滨联合农商银行。

近两年，中小农商行合并重组的消息不断传来。由徐州铜山农商银行、淮海农商银行、彭城农商银行三家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徐州农商银行，于2020年9月28日挂牌开业。

无独有偶。在广东，2019年8月佛山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广东高明农商银行、佛山市三水区农信联社成立“新佛山农商银行”。2020年2月27日，由广东高要农商银行、肇庆端州农商银行和肇庆市鼎湖区农信联社3家银行合并组建的肇庆农商银行挂牌开业。

在陕西，2020年12月22日，由榆阳农商银行和横山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榆林农商银行挂牌开业。

在河南，2019年10月，在原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合并组建的郑州农商银行挂牌开业。三门峡湖滨农商银行、三门峡陕州农商银行拟合并组建三门峡农商银行。

这一系列现象，并非偶然。

202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署名文章中提出“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必然进行许多兼并重组”。

《2020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也指出，未来，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将通过直接注资重组、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加快改革重组。

业内专家认为，为提升农信机构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小的农信机构，应鼓励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合并重组，并适当组建地市级农商行。因为，中小农商行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有助于理顺其股权混乱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同时，也有助于盘活银行内部资产，增厚银行资本金，提高中小农商行的竞争能力。

央行在2020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可以预见，随着地方法人机构补充资本、防控和处置风险压力不断加大，未来，必将会有更多中小农商行以合并重组的方式探路改革，同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刘小萃：的确如此。农商行目前正在遭遇盈利能力的重大挑战，特别是那些拨备覆盖率低、财务积累少、底子薄的农商行，受到的盈利冲击更大。

疫情下，银行资产质量不确定性较大，风险逐渐暴露，实体经济发展受冲击，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违约风险上升。农商行地域特性明显，贷款等业务单一集中，客户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此也容易受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

疫情来袭，农商行利差逐步收窄、中间业务收入减少、拨备压力加大，再加上为中小企业降息减费的政策要求，这些因素都对农商行的盈利能力提出挑战。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以及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后期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明显加大，银行利润增速可能下滑，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在目前这种现实情况下，农商行要着眼长远，让利不让市场，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花大力气培育未来的盈利客户。坚持“大零售”战略方向，用耐心和恒心发展个人小贷业务，做实零售客户基础。

鉴于疫情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结束，还处于经常反复的状态中，相较于2020年的措手不及，未来农商行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练好内功、加强风控、做实基础性经营管理工作、布局数字化转型，在应对新的变化与挑战中，抢抓新的发展机遇。

刘小萃：金融科技是金融业转型发展的关键变量。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不少农信机构在其手机银行APP最显眼的位置开设“抗击疫情服务专区”，推出医疗咨询、口罩预约以及线上捐款等服务，同时利用金融科技为客户提供“非接触金融服务”，突出金融服务的便捷与高效，充分彰显了科技的作用。

“银行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行为”的理念被业内广泛认可。在过去的一年中，农商行积极尝试把服务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满足用户的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需求。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无缝融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充分满足了客户对高频次场景金融的需求。比如，在创新支付领域，不少农商行探索应用指纹、声波、虹膜、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让客户享受到了更为智能化、无感化的支付服务，让银行服务触手可及。

虽然科技创新亮点颇多，但大部分农信机构仍然存在过度依赖线下、线上业务能力弱、核心客户老龄化等问题，经此一“疫”，农商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短板暴露出来，潜在的危机也充分显现。

对于理念、资金、人才都相对匮乏的农商行而言，“科技强行”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数字化转型如何取长补短、因地制宜？省级联社又该如何发挥好“科技平台”的支撑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农商行未来做出更多的探索、给出更好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农商行能否在金融科技浪潮中赢得先机，关键要看“大平台+小法人”的体制机制优势能否发挥出来。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现象：如果这个体制机制优势发挥得好，将会产生巨大的耦合效应，有力地推动农商行的科技创新步伐；如果这个体制机制优势没有发挥好，势必会严重拖累农商行应对金融科技挑战的能力，进而让农商行在这场残酷的竞赛中越来越力不从心。

刘小萃：“差异化监管”一直是农商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会引发农商行热议，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强监管”态势下，农商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频繁“吃”罚单让农商行感到强烈不适。

另一方面，农商行与监管层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监管层强调的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形成分层、分业和分类监管，包括优质农商行与偏弱农商行、县域农商行与城区农商行的监管差异化。农商行则对监管的松紧度、容忍度更为敏感，特别是会与大中银行监管程度相对比。

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感受自然大相径庭。

东部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表示，监管层担心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弱，因此，无论业务准入，还是不良反应，对小银行都是慎之又慎，会有更多“近距离”监管，监管深度和频率上都高于大中银行。他举例说，比如，整治高息不规范存款，当地小银行2020年7月就被要求停办整改，大行2021年元旦才开始执行，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小银行才有。

“对农商行的差异化监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要在未来实现更多新的突破，恐怕还需要监管层有更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和更加畅通的沟通渠道。

刘小萃：农商行面对经济转型重大挑战，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自我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粗放式管理转型为精细化管理，是一个大的趋势。农商行以客户为中心，,形成端对端的流程再造，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管理。

但是客观地说，农商行实现相当程度的精细化管理，是有天然困难的。比如说，它的历程沿革，农商行最初起源于合作金融组织，弱势群体间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基因属性，导致它不会出现很强的精细化管理意识；比如说，它的客户群体，都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客户具有多、小、散、弱的特点，服务中需要快速获取信息、快速做出决策、快速做出响应，这个过程中做到精细化管理困难很多；再比如，农商行生于农、兴于农，最核心的企业文化就是“家文化”，团结抱团、温暖互助是它的文化特点，但是内部的竞争意识、规矩意识相对淡薄。

也正因如此，农商行的精细化管理之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它不是一项单纯的管理变革，需要在体制机制、管理制度、流程再造、人才培训、企业文化等方方面面系统性推进和完善。

比如，大家很关注的精细化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管理”这个板块，它绝不是一个单独的绩效考核系统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一定是考核制度、考核体系、考核文化和农商行的战略导向紧密联动、共同推进的过程。

刘小萃：我从2003年起就开始关注农商行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农商行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有如影随形的困难，也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虽然困难很多、波折不少、挑战不断，但总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向好的。

因为它扎根“三农”，是离大地最近的银行，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缘地缘优势，根深必然叶茂。虽然农信人这个群体的综合素质，与不少商业银行员工相比还有差距，但这个差距一直在不断缩小，而且由于工作环境和客户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是金融从业者中最有韧劲和最有情怀的人。“农信员工”这笔财富的价值不容小视。所以，即便困难再多再大，我始终对农商行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困难和挑战永远都会存在，只要随机而变、顺势而为，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下去，农商行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永远都会忠诚地、默默地扎根沃野、守护大地。